一个美国妈妈把孩子送进中国公立学校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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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籍华裔作家朱贲兰的《小战士：一个美国男孩、一所中国学校和一场全球竞赛》在美国出版已一年有余。美国家长的教育焦虑，加上中美竞争的大背景，让该书受到美国各大主流媒体关注。
在写书描述了儿子在中国公立学校的求学经历后，朱贲兰（Lenora Chu）听到了骂声：“你怎么能这样对待你的儿子？”
朱贲兰和老公都是驻华媒体记者，因为工作关系搬到上海后，她给儿子选择了一所本地学校。在大部分上海的美国家长都把孩子送进国际学校的时候，朱贲兰将儿子莱尼（Rainey）送进公立幼儿园，确实是不同寻常的选择。
此外这位妈妈还有一个特殊的身份，她的叔公是朱镕基。近日，纽约时报详细报道了这位华人妈妈在教育孩子上面临的抉择。
莱尼在上海求学时，恰逢上海学生首次在国际学生评估项目（PISA）中夺冠后不久。在那之后，耶鲁教授蔡美儿在《虎妈战歌》中展现的严酷“中式教育”、英国广播公司纪录片《我们的孩子足够坚强吗？》里中英教学思维的碰撞，频频引发关于中外基础教育模式的激烈争论。
以写作为生的朱贲兰也决定记录她的亲身体验。
以莱尼的经历为起点，她走访了上海、北京、安徽、河南的学校和家庭，采访师生及教育专家，想要回答的问题是：中国教育到底在教出怎样的学生，西方国家又是否能从中学到什么？
朱贲兰的《小战士：一个美国男孩、一所中国学校和一场全球竞赛》（Little Soldiers: An American Boy, a Chinese School, and the Global Race to Achieve）在美国出版已一年有余。美国家长的教育焦虑，加上中美竞争的大背景，让该书受到美国各大主流媒体关注。
今年10月，刚结束又一轮美国活动不久的朱贲兰在上海接受专访后，又要匆匆赶往美国和印度，开始下一轮宣讲。
选择中国教育
2010年，朱贲兰和丈夫带着18个月大的儿子莱尼来到了中国。她后来在书中写道，当时他们的美国朋友听到这一决定，多会流露出羡慕之情：美国经济尚未从金融危机中恢复，中国则成为了世界上发展最快的市场，甚至可能在数年后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
很快，莱尼就到了进幼儿园的年纪。他们身边的外国朋友大都把孩子送去了国际学校，但朱贲兰夫妇却有不同的想法。莱尼此前所在的双语托儿所频繁更换老师，国际学校的学费又过于高昂。相比而言，自家附近一所极为著名的公立幼儿园显然划算得多。
金钱并非唯一的考虑因素。朱贲兰听说中国学校善于管理纪律，希望儿子能在那里养成自控能力和良好的学习态度。她的丈夫也希望儿子能从小接受双语教育。毕竟，朱贲兰自己来自美国的华裔家庭，而她丈夫则曾在4个大洲学习、工作，包括曾作为“和平队”志愿者在中国农村支教。
实际上，中英双语教育正在美国成为风潮。亚马逊公司创始人贝索斯、脸书创始人扎克伯格、美国“第一女儿”伊万卡·特朗普等名人争相让自家孩子学中文。
而据《南华早报》2018年10月报道，“沉浸式中文学校”近年来在美国各地涌现，越来越多来自各种族和社会阶层的美国家长更是开始雇佣讲中文的保姆来培养孩子。
上海教育也成为了全球新闻热点。2009年，上海首次参加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关于15岁学生阅读、数学、科学能力的评价研究项目PISA，排名世界第一。2012年，上海再度夺冠。而美国的成绩远低于前10名，徘徊在平均线上下。
尽管测试方法和结果不乏争议，但“来自上海的最佳成绩震惊了教育者”、“所有国家都应该采用上海数学教学法吗？”之类的标题登上了国际媒体。
但对朱贲兰来说，这绝不是一场用于观察的实验。让莱尼就读离家不远的这所著名公立幼儿园是当时他们眼前的最佳选择，她和丈夫费尽千辛万苦为他抢到了一个位子。多年后，她仍对莱尼接受的教育总体满意，特别是他的数学水平已超前于美国同龄人多年。
和所有父母一样，朱贲兰为孩子选学校是很伤脑筋的事。在他们住的地方旁边有上海乃至全国最好的幼儿园“宋庆龄幼儿园”。
朱贲兰家虽然也身份特殊，但她并不想动用家里的关系。她本想凭着自己ABC的身份去申请入学，结果完全没戏，长着一张中国脸，但连中国话都说不利索，门卫都懒得搭理她。
朱贲兰的老公Rob Schmits是NPR （美国公共广播）的驻华记者，妻子首战失利，轮到他上阵时，没想到凭着张老外脸，老公却轻轻松松搞定了……对方还夸他中文说得好！
朱贲兰一家
终于如愿进入最好幼儿园后，开学第一天夫妻俩就被学校门口塞满的豪车震住了，因为只有他们是牵着孩子走路去上学的。
把孩子送进学校后，朱贲兰还是心情复杂。作为一名华裔，她很清楚中国教育就是讲究规规矩矩，有强大的约束力。
在这样的教育体制下，她担心孩子会不会在权威的干预下过早地失去童真。
接下来的发生的一些事，给了她新的冲击。有一天，儿子开心地顶着一颗红五角星回家，怎么也不愿意摘下来。朱贲兰打听之后，才知道儿子是因为“一直坐着没动”得到了奖励。
她在书中写道：
在美国，学生可能会因为非凡的努力或表现、超过其他人获得奖赏。而在中国，你会因为按要求照做、融入群体得到一颗星星。
接下来的日子她见识了为什么说老师才是幼儿园的绝对权威：
坐好不要动的喊声不绝于耳
必须睡觉
排成一条队上厕所
只能在固定时间喝水
吃午饭不能说话
不能自由地表达艺术上的诉求
所有孩子画的孔雀尾巴的角度都是一样的，“你不听话，你妈妈就不来接你了”，“不听话警察要来抓你了”的威胁式维持秩序方法不绝于耳。
她意识到，自己已经不自觉地被扯入了一场和中国学校争夺儿子思想的战役。
莱尼在幼儿园
儿子莱尼从小就不喜欢吃鸡蛋，结果有一天儿子回家告诉他，今天老师给他吃鸡蛋了，而且还是强喂的。
“她把鸡蛋塞到这里，”儿子指指嘴巴。
“然后呢？”
“我哭着把它吐了出来。她又塞了回去。”
四个回合后，莱尼斗不过老师，只能鸡蛋咽下去。
“你为什么把鸡蛋咽下去？”妈妈问。
“唉，我不想说了……”
朱贲兰对于儿子被迫吃鸡蛋这件事非常惊讶，虽然她一直想让儿子吃鸡蛋，但是儿子一直抗拒反感。
在她接受的教育里，不强人所难这是原则。她觉得还是有必要去幼儿园亲自和老师交涉一番。
“在美国人，一般不强迫孩子吃东西。”
“那你们怎么做呢？”老师反问。
“我们说鸡蛋有营养，会让你有健康的骨骼和明亮的眼睛。我们会鼓励孩子去选择吃鸡蛋，我们会相信他们的选择。”
“然后呢？选了吗？”
“呃……不是每次都选。”朱贲兰还记得儿子上次反抗吃饭把牙都摔裂了一颗。
“他需要吃鸡蛋，他需要其中的营养，不吃也得吃！”老师说道。
这件事发生后，朱贲兰没想到过几天老师专门把她叫到了学校。
老师的一席话又让朱贲兰受到了冲击，她没想到自己只想问个究竟，结果还会被老师责备。
不要在孩子面前质疑我的权威，最好让孩子感觉到家长和老师是站在一条战线上的。
你当着孩子的面质疑我的方法，让我很难管孩子。我们和西方人不一样，我们不喜欢孩子来挑战权威。
她终于体会到了中国权威教育的厉害之处。
有一次，朱贲兰想试试儿子是否真的接受了鸡蛋。
“莱尼，如果你能把这块法式吐司（吐司裹蛋液煎）吃了的话，我就让你看《功夫熊猫》。”
“法式吐司，有鸡蛋吗？”
“主要是面包，但是有一点蛋。”
莱尼看了吐司一眼，要了一杯水，放在餐盘旁边。他盯着桌上的食物看了至少半分钟，然后开动：他把面包撕成小小块，盯着小面包块，深吸了一口气，然后一口面包一口水，吃完了整盘吐司。
这个过程，他没有说话，没有笑容，但是可以看的出来，他下定决心要征服这它。
在朱贲兰看来，吃鸡蛋这件小事印证了中国的教育文化和她成长过程中习惯的美国文化之间一个主要差异：“老师最懂行”和“尊重学生的选择”的区别。
朱贲兰被这一场景震惊，她承认儿子接受鸡蛋是中国式教育的结果，但这个强逼的过程可以算令人满意吗？
中西教育博弈
朱贲兰虽然在美国接受教育，但她对中国的教育并不陌生。她的父母都是第一代华人移民，她像无数中国人一样生活在一个严厉父权主导的家庭。在那个家庭里，规矩大于天。
朱贲兰的父母早年从中国移民美国，在常春藤盟校拿了博士学位，结婚定居在休斯顿郊区。在这个移民家庭里，朱贲兰度过了一个不太快乐的童年。她讨厌被父母逼着学弹钢琴、上周日补习班，尽管头脑聪明，但她其实更想去学跳舞。
在外人看来，朱贲兰接受的教育无疑是成功的，她在斯坦福大学拿到了工程学学位，又在哥伦比亚大学拿了新闻学硕士学位，此后供职于路透社和CNN。
这样的人生履历摆在哪里都是相当优秀的，但这能否就此得出结论，她是严苛的中式家庭和鼓励个性的美国学校相结合的产物呢?
“大概在25岁的时候，我就开始不听话了，”她说。她曾考了GMAT考试，找了推荐人，准备去申请哈佛商学院，但最终还是无法说服自己做出行动。
有很长一段时间，她甚至不再和父亲讲话，因为父亲总要给她写长信列出一大串理由，试图劝她去读法学院或商学院。她后来回想道，要是当初自己也像丈夫那样去参加“和平队”，她父亲一定会问她，她的长辈们辛辛苦苦离开中国，为什么她还会自己选择回去？
朱贲兰决定不像自己父母那样把儿子逼得太紧，而是让他在双休日去打棒球、踢足球。但她也坦言，在异国求学的儿子也面临着许多艰难挑战：莱尼必须同时在英文和中文环境下学习生活、作为中国孩子里的“老外”始终是一个局外人，这都是她自己在儿时无需顾虑的。
她也仍然珍惜自己父母对她的教育。她在著作的致谢部分称，尽管她对他们的方法不太满意，但他们教会了她努力的价值，以及“一切皆有可能”的态度，为孩子花的时间和精力也令她难以企及。
朱贲兰一家
无论如何，她父母对子女教育的重视还是延续了下来。莱尼从公立幼儿园毕业后，朱贲兰夫妇又把他送进了上海的一所私立小学，仍以中式教育为主，外国学生也不多。
“我整体上是个颇为焦虑的人，”朱贲兰说，“有人告诉我说，他们读了我的书，就感觉我的焦虑跃然纸上。但就是这种焦虑让我愿意提问，驱使了我的写作。”
困惑与观察
几乎所有关于《小战士》的宣传都会提到“鸡蛋的故事”，以至于现在还常有人问莱尼：“你喜欢吃鸡蛋吗？”但这只是朱贲兰对中国基础教育最初的体验之一。
朱贲兰还在中国学校里遭遇了许多类似的文化冲突。比如家长们（大都是妈妈）总在微信群里极度热情。
老师在群里问家长是否有“龟兔赛跑”的演出服，立刻就有一群家长“秒回”：“有的！老师，您太辛苦啦！”“我有龟兔赛跑的衣服！”“我马上就去买！老师，您太赞了！”“我还有青蛙、金鱼和蝌蚪的衣服！”
被消息淹没的朱贲兰生怕自己表现不够积极，赶快也跟了一条：“老师，我们马上做！”
也有一些冲突带来了伦理困境。尽管有明文规定禁止老师收礼，但她从其他家长那里得知，幼儿园里有个别老师会从家长那里接受被视为“安全”的礼物，比如进口红酒、法国护手霜，以及装有1万元人民币的礼品卡。
一名老师单独向她提出，莱尼注意力不集中，竖笛吹得不好，老师可以在课外陪他练。这是否是暗示家长要额外付钱呢？
在另一名家长的指点下，她注意到，这名老师每次让孩子们排队演出时，都不像其他老师那样按身高排序，也没有把表现最好的孩子排在最前面。这也许意味着，这名老师在按某种说不清的标准给孩子排序。
她和丈夫最终决定拒绝老师的“课外指导”。但她注意到，这名老师开始冷落莱尼，甚至在另一名爱捣蛋的孩子找不到演出鞋的时候，要求莱尼脱下自己的鞋子给那个孩子穿。她愤怒极了，直接去找这名老师对峙，老师这才作罢。
这些冲击有些来自中美文化的差异，有些则来自少数人的特定行为。而在进一步调查中，朱贲兰发现了中国教育的复杂多面。
莱尼在学校
在另一所相对更普通的幼儿园里，她观察到老师是如何要求孩子们保持一致：无论是在椅子上坐好，笔直走路，还是画出一模一样的雨滴。
有老师向她解释说，班上孩子太多，不能随心所欲，必须对他们有所“要求”。
即便如此，她还是发现孩子们在以微小的方式自我表达，比如用手指比划手枪，或是发出奇怪的声响。
她也在两个上海高中生身上看到了对教育截然不同的两种态度：阿曼达一心想考美国大学，难以忍受国内学校的压抑，更爱自己读尼采之类的西方著作；达西则从小就是优秀的少先队员、共青团员，又早早成为入党积极分子，顺利拿到了国内顶尖大学的面试邀请。
她又跟随在上海认识的按摩师来到安徽，在那里留守的儿子军军已经放弃了希望，在距离中考还有100天的时候更愿意打手机游戏而不是学习，父母忙于工作、文化程度不高，对管教孩子束手无策。
而她在河南认识的两个中学女生因中考成绩相差100多分，走上了截然不同的人生道路，一个进了高中，自信将能考上大学，另一个则在辗转多份底薪工作后，当了一名按摩师。
以写作者身份观察这些现象的朱贲兰表示，她希望对笔下的内容保持公正和平衡，而不是一味偏向某一方或推销某种特定观念。这意味着从不同角度提问，试图理解某个人或某个现象的背景，特别是中西方思维框架的差异。在她为本书采访的人中，大约只有15%进入了最终的成稿。
朱贲兰走访的一所乡村学校
没有完美的教育
在中国养孩子，朱贲兰很快就体会到了父母们普遍存在的焦虑情绪，其实是无处不在的攀比所致。
竞争意识从小就充斥在中国孩子的脑中，这种意识的好处是让孩子从小就明白丛林法则，优胜劣汰，灌输给孩子一种“想成功就要努力”的信念感。
所以，中国人让孩子适应了在学术追求上努力，甚至是承受磨练。换句话说，孩子从小就明白学习并不总是意味着有趣。
朱贲兰发现儿子莱尼在幼儿园接受中式教育后的成果很明显，数学和中文能力突飞猛进，注意力和纪律性也发生了极大的改变。
国际学生评估项目（PISA）是衡量全球教育质量最普遍的标准之一。全球范围内50万名学生接受该项测试。在学术方面，中国学生总是处于领先位置，而美国学生则更接近倒数位置。
朱贲兰走访比较了一所上海小学和波士顿地区的一所小学。
中国课堂老师是中心，学生仰视老师，35分钟的课堂老师问了59个问题，提问了至少过半数的学生，不是叫名字而是叫学号，采用讲授和竞争的方式，一节课教学内容很多。
美国课堂老师采用更丰富的教学方式，眼睛和学生平视，叫名字而不是学号，重视学生的兴趣而不是教学的效率，只点名了3个学生回答问题剩下的都是自愿回答的，50分钟的教学，她采取了讲座，小组讨论，一对一交互的授课形式，其余学生小组讨论时老师花了8分钟和一名学生单独谈，允许学生说“我不懂，我需要帮助”。
中国的课堂在教平方根（concept lesson），美国的课堂在教怎么度量（open math concept），讲到分数比如多少厘米等于5分米之类，中国课堂会就着平方根进一步深入下去让学生了解更深入，美国课堂习惯用学生已经知道的东西来理解当下的概念而不是继续深入。
中国老师没有表扬一个学生，而美国老师却说了好多赞美的形容词。
中国课堂师生比1:32，美国1:6。
朱贲兰觉得，中国孩子学术成绩优秀，除了训练有素的教师和死记硬背等因素外，中国学生比赛中胜出还源于一种信念：成功是因为辛勤，而不是天赋异禀所致。
她认为，中国人有一种根深蒂固的信念：只要努力工作、吃苦，所有事情都能成功。中国父母和老师向学生一遍遍强调这个信念。
对于成绩不好的孩子，老师们往往认为其原因是不够努力，而非不够聪明。她写到：“在上海一所高中教语文的毛老师告诉我：‘我的学生智商都差不多，努力程度是成绩区别的主要因素’。而这一点上，美国孩子从小接受的理念恰恰相反：‘当一个人拥有某种天赋的时候，就可以努力的比别人少，还比别人成功。’”
这样的想法让中国孩子能够从小就下苦功学习，并拥有坚毅的好品质。
而“坚毅”（Grit）是近几年美国人才强调的品质。美式文化背景下的坚毅，通常指的是一个人在遇到挫折失败时，不放弃不抛弃朝着自己的目标努力的品质。通常美国孩子会在体育比赛中把这种精神放到最大。
而中国人欣赏的坚毅，是指通过长期不间断的努力，量变才能引起质变，最终到达成功彼岸，通常是在学术成绩上孜孜以求。
朱贲兰和儿子莱尼
两年后，有一次朱贲兰带儿子莱尼看牙医，发现他竟然可以不抱怨不挣扎，不哭不闹就这么躺着，接受牙龈注射麻醉，做根管治疗。没有全麻，一个五岁的孩子这样的表现，在朱贲兰看来太不可思议了。
通常在美国，儿童牙科手术都是采用全身麻醉，因为医生们根本不指望一个五岁的孩子在清醒的情况下张大嘴配合根管治疗。
朱贲兰意识到：中式文化培养下的规规矩矩的小孩竟然可以这么坚强。
回到美国后，朱贲兰把这些经历都写进了书里。
美国家长的焦虑
《小战士》一书去年9月在美国出版引起了大量媒体讨论，争议也随之而来。
出乎朱贲兰意料的是，人们对该书的反应各有不同，有时甚至截然相反。有人觉得她太亲中国，也有人觉得她把中国写得太负面，大家似乎都在拿这本书印证自己的观点。
在她的理解中，这可能是因为人人都对教育有话可说。如果她写的是中国农村移民，那拿起这本书的读者可能大都没有过农村移民的经历。而本书触及的儿童教育却是人人都体验过，并且相当重视的。同时，中美比较的主题也存在意识形态因素，往往会激发读者的情绪。
其实，在美国也不乏焦虑的家长。据朱贲兰所知，美国不少家长（例如在硅谷、纽约、华盛顿的家长）也有自己的烦恼。他们意识到申请大学的竞争正变得越来越激烈，也越来越国际化。近来，又有一种论调称，机器人可能在未来20年中抢走所有的工作。
“和以往相比，（美国家长）越来越感觉到他们现在处于一场零和博弈中。”她说。
在她看来，如果把美国上中产阶级家长和上海的同类家长相比，两者的焦虑仍有所不同，美国家长或许觉得他们的孩子相对有更多选择，而且生育多个孩子也可能避免家长把期望值全部压在一个孩子身上。
不过，她观察称，中美经济条件不错的家长在许多方面仍有许多相似之处，比如从孩子5岁起就忙于安排各种课外文体活动，让孩子全面发展，找到孩子的某个才能并且尽早开始培养。
近来，由日本引进的“公文数学”在美国流行起来。她在去美国巡回演讲时，就发现美国各地开起了培训中心，有些孩子在放学后就去那里学习。“放学了就去补习班，”她说，“所以其实我并没有看到太多区别。”
如何提高基础教育质量也始终是美国政策讨论的热点。美国前总统奥巴马此前就呼吁将教师工资和学生表现相连，实行绩优报酬制。一些州也在过去几十年中尝试过这一政策，但成效不大，也带来了诸多操作层面的争议。
而今，特朗普政府教育政策不明，甚至提出将教育部和劳动部合并，更引发了人们对政府教育投入的担忧。
朱贲兰总结说，美国主要有三大方面要向中国学习。
首先是需要更尊重教师而不是在每件小事上都对他们吹毛求疵，并且给教师支付更高的薪水——目前美国公立学校教师的收入太低，跟不上通货膨胀的速度。
其次，美国应该学习中国学校教数学的方法。
中国小学有专职的数学老师，这意味着这些老师对如何给这一年龄段的孩子上课有着专门经验。而在美国，许多学校并没有专职数学老师，同一人可能负责教两三门学科。
她表示，美国不少读者尤其对书中关于波士顿和上海小学数学课的比较印象深刻，惊讶于上海小学生要学的数学知识比波士顿超前得多。
第三，她认为崇尚“快乐学习”的美国人应该吸取中国人的吃苦精神。有研究表明，中国教育告诉孩子学习本来就是一件艰难的事情，这反而让中国孩子学得更好，因为在经过努力后他们会记得更深刻。
据她观察，中国相对不像美国那样强调孩子的智商，往往更愿意嘉奖那些努力学习后取得进步的孩子。
但擅长教授知识的中国教育也有需要向美国学习的地方。她表示，自己书中的中国孩子们无论大小，如果想在学校做些与众不同的“冒险举动”，要么会被羞辱，要么会受惩罚，但原创思考能力却是培养创造性的重要部分。
同时，孩子的好奇心也会有意无意地被扼杀。
她在公园里看到，如果有孩子往河边走，或者想捡起一块石头，家长往往会叫着“当心当心”阻止，认为太危险或太脏，但这其实抑制了孩子本能的好奇。
而在学校，如果没有选修课，学生就往往会被教导学一模一样的东西，这同样不利于创造力，而美国教育则恰恰格外擅长教孩子自主选择。
朱贲兰发现一些中国学校正在尝试改变。
她说莱尼现在的小学就始终在思考如何调整课程安排，结合中西方教育的优势，一方面培养孩子的批判性思维能力、让他们上选修课，一方面保留严格的数学和语文教育。
这些尝试能达到多少成功还不明确——什么时候需要老师在讲台上教学，什么时候需要孩子们小组讨论自学，类似这样的问题依然有待探索和讨论。
莱尼如今还在接受双语教育，应对“老外”的身份归属难题。说起儿子的努力，朱贲兰在自豪中也有些不舍：“我们对他要求太多了。”
至于如何让儿子脱离中国的教育体系，她也想好了计划：等到他的中文学好了以后，但要赶在他还有余地探索其他学习选择的时间。
其实，
没有一种教育是完美的，
怎么选择？
这对父母是个考验。
本文综合自纽约时报中文网、澎湃新闻。更多写作指导、热门时文、写作素材、读书方法、学生佳作……尽在《新读写》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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